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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冕宁暴雨生死6小时:山洪夜袭,四千余村民何处逃生?

  这是一处由一个高约30厘米的银色不锈钢桶、一个比手掌略大的白色显示器构成的雨量监测站。下雨时,雨水滴进桶内再从桶底流出,降雨量信息就会显示出来。

  46岁的阿西古吉是彝族人,也是四川省凉山州冕宁县曹古村的雨量监测员。冕宁县水利局设置的这处雨量监测站,就在阿西古吉家高约两米的木棚顶上,这是专业调查评估公司选定的位置。

阿西古吉家的木棚上,放着一个收集雨水的不锈钢桶。那是雨量监测器的一部分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  据冕宁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官微消息,2020年6月26日18时至27日1时,冕宁县北部突降暴雨至特大暴雨,造成包括彝海镇、高阳街道等乡镇(街道)在内的2100户、9880多人受灾。

  曹古村所在的彝海镇,是此次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。由于持续暴雨,曹古村村东山上的三条小溪变成了五条,它们汇入曹古河后漫流改道,洪水挟带着山上的石块冲入村庄,砸毁了房屋和土地。截至7月3日17时,彝海镇已有16人遇难、1人失联。

  多名曹古村村民对新京报记者表示,他们从未遇到过这么大的洪水,但在洪水面前,大多知道向哪里逃生。接下来的工作除了灾后安置,还要疏通被冲毁的曹古河河道,避免当地再次受灾。

  雨量监测站不断报警

  雨是从6月26日下午6点多开始下的,起初断断续续。大约两小时后,雨势忽然变大,电闪雷鸣。曹古村停电了,水泥路上出现了一小股水流。

  晚上8点多,阿西古吉听到雨量监测显示器发出了“呜呜”的报警声。3秒后,雨量监测器中的电子男声响了:警报警报,暴雨警报——这是降雨量超过20毫米时的提示音。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,降雨量涨到了25毫米、30毫米,雨量监测器的预警提示音从“暴雨警报”变成了“请准备转移”“请立即转移”。

  曹古村位于冕宁县彝海镇东北方向,附近山高水多,地质环境脆弱。据资料统计,每到汛期,1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或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时,冕宁县就很可能发生滑坡、泥石流等地质灾害。

  冕宁县水利局水旱预防站站长朱浩然说,根据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要求,每小时降雨量达到20毫米时,雨量监测员就要往上通报雨情。“按照业内标准,一般降雨量要达到每小时30毫米才会预警。但我们这里村子开阔,通知(撤离)需要时间,所以就把预警标准调低了,保险系数更高。”

  在冕宁,与阿西古吉家类似的雨量监测站共有120个,每个监测站都有村民或村干部作为雨量监测员。阿西古吉是从2016年起承担雨量监测员工作的,每年可以拿到2200元补助。

  作为雨量监测员,每年5月至10月的汛期内,阿西古吉不能离家,有时还要彻夜关注雨量信息。早上8点半前,他要上报前一天的降雨总量:如果降雨总量在10毫米以内,只需通知村支书;如果达到10毫米以上,还要同时上报县防办。

  6月26日晚,守在雨量监测器前的阿西古吉眼看着降雨量一路走高,40毫米、60毫米、100毫米。以往,降雨量达到80毫米就很少见了,但后来冕宁县政府通报显示,曹古村那晚的降雨量达到了107.5毫米。

阿西古吉的雨量监测显示器,屏幕上会直接显示降雨量,必要时还会发出警报提示音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  阿西古吉曾披着雨衣出门,到离家不足百米的曹古河河岸查看。平时清浅的、普通人可以直接蹚过的河水,那天晚上变浑浊了。

  当晚9点多,雨量监测器第二次报警后,阿西古吉通知了曹古村村干部俄觉木依,并拨通了县防办值班室的电话。当时外面雨声太大,信号断断续续,他只能对着电话大吼。

  到避险点逃生

  接到阿西古吉的电话时,47岁的村干部俄觉木依正在村里查看情况。在他的印象里,到了汛期,下大雨是常有的事。大雨来得快去得也快,几乎从未威胁村民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
  但6月26日晚,雨水模糊了他的视线,5米外的道路都看不清楚,不过路面没有明显积水。

  当晚10点40分左右,曹古河水位迅速上涨,河水“轰隆隆”的响声盖过了雷声。阿西古吉也打来电话,说降雨量超过40毫米,河水涨起来了。俄觉木依把消息传递出去,村民转移工作就此展开。

  56岁的曹古村村民安噶阿比住在村西,靠近108国道。临近夜里11点,他听到门外传来汽车喇叭的长鸣,紧接着听到了敲门声。家门外,一名村干部吼着让他转移:水来了,去(原曹古乡)乡政府!

  2019年11月,曹古乡、拖乌乡、彝海乡合并为现在的彝海镇。原曹古乡乡政府距安噶阿比家大约一公里。他穿上鞋子、套上雨衣就往外跑,没有路灯的雨夜,他要沿着村道先往南走,拐上国道后再向北,走了七八分钟。

  与此同时,村民们打着手电筒、骑着三轮车从各自家中赶往原曹古乡乡政府。

  据朱浩然介绍,从上世纪90年代起,冕宁就开始在各村设置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避险点,曹古村的避险点共有三个。

  “选择避险点时,必须考虑几方面因素,比如远离河道、远离滑坡地带、没有高层建筑、没有大面积电杆等。”朱浩然说,如果一个村有多个地点满足这些条件,离村子最近的地方就会成为避险点。

  比如原曹古乡乡政府,它离曹古村只有约一公里,距曹古河的距离比村子远,地势也比村子高。此外,乡政府附近都是两三层的楼房,没有高层建筑;乡政府内还有一个开阔的院子,方便应急时搭建帐篷。

  与安噶阿比不同,阿西古吉家的避险点位于曹古河南岸的树林里,与他家直线距离大约200米。这处避险点覆盖了附近9户、39人,地势高、离民房近的同时远离河道,至少可以保证安全。

阿西古吉家附近的避险点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  预案在变化

  冕宁县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2020年6月5日印发的《冕宁县山洪灾害防御预案》记录了1853年以来县内较为重大的山洪灾害,迄今为止,现曹古村所在地没有遭遇过重大山洪灾害。所以6月26日暴雨前,曹古村的三处避险点从未真正使用。

  不过按照冕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要求,每个村每年至少进行两次应急演练,主要目的是让村民熟悉到避险点的逃生路线。

曹古村内的转移路线指示牌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  安噶阿比记得,最近一次演练是今年5月初。演练时,村干部们会敲锣、吹哨、拿着能发出蜂鸣声响的手摇报警器在村里奔走,喊村民撤离。但6月26日暴雨来袭时,雨声太大了。除了汽车喇叭的长鸣外,安噶阿比几乎听不见哨子、锣或警报器的声音。

  村干部吉克伍牛也发现了这个问题,他让干部们挨家挨户敲门通知。

  没有遇到过山洪,并不意味曹古村没有遭遇山洪的风险。朱浩然表示,曹古村共有7个登记在册的山洪危险点。《预案》显示,共有272人受这7个山洪隐患点的威胁。

  7月1日,新京报记者在曹古村村内看到了一块蓝色的“山洪灾害危险区”的牌子,上面标明了危险区名称、灾害类型、危险区范围、预警转移负责人、转移安置点等信息。俄觉木依记得,这个牌子应该是四五年前挂的。因为时间久远,牌子上的部分字迹脱落、看不清了。

曹古村内挂着一块“山洪灾害危险区”的牌子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  朱浩然解释称,“山洪灾害危险区”的牌子是县水利局挂的,以示提醒。但一般情况下,受威胁人口在1000人以下的区域都为一般风险区域,村民无需搬迁。

  彝海镇镇长肖鹏表示,正是因为曹古村有山洪危险点,所以才会有包括雨量监测员、演练、设置避险点在内的应急预案。

  在朱浩然的印象里,和以往相比,如今的应急预案在部门协调和信息共享方面做得更完善了。比如,6月26日下午6点多大雨初降时,一个40多人的微信群就忙碌起来。

  这个叫“冕宁防汛减灾工作群”的微信群,在暴雨发生前就已经存在。除了冕宁县气象局、县水利局、县自然资源局、县民政局、县生态环境局、县应急管理局外,县交通局、县住建局、县卫健局和各乡镇街道办相关负责人都在群里。他们都是冕宁县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成员单位,一旦出现突发事件,各单位各司其职。

  在朱浩然的印象里,这样的灾害信息沟通群是2011年后建立的。此前,各部门只能打电话互通信息,仅打电话的值班人员就要两三个。有了工作群后,各部门收发信息方便多了。

  即便有所准备,此次暴雨中,曹古村仍有至少10人遇难。截至7月3日17时,彝海镇已有16人遇难、1人失联。

  俄觉木依说,其中一户遇难家庭有5人,村干部最初在微信群里发消息时,他家就没人回复;后来打电话,通了却没人接。6月26日晚临近10点,村干部到这户人家敲门,一直没人应答。第二天下午,在距离这户人家1.5公里的河道内,搜救人员发现了他们的遗体。

  还有一家人,往避险点跑的时候三轮车被洪水打翻了。俄觉木依说,最终,这户8口之家中5人遇难。

  从避险点到安置点

  6月26日晚,在曹古河南岸的树林避险点,阿西古吉和30多名村民穿着雨衣,在长满青苔的石头上、种满土豆的田埂上坐了一宿。

  27日天亮后一行人步行回家,虽然只有两户人家的房子被水冲垮,但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留下了淤泥。由于不清楚房屋结构是否受损,当天下午,他们一起转移到了原曹古乡乡政府附近,那里已从山洪避险点改为临时安置点。

原曹古乡乡政府外的街道上,搭了很多蓝色的安置帐篷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  据朱浩然介绍,与避险点不同,安置点是村民们短期生活的地方,对环境要求更高。除远离河道的基本要求外,地势必须高且平缓,场地开阔。

  6月26日晚11点左右,彝海镇镇长肖鹏从镇上带来了60顶安置帐篷。其中40顶,扎在了原曹古乡乡政府院内和外面的街道上,那是最大的一处安置点;另外20顶扎在了国道旁的另一处安置点。

  但4000多名受灾村民中,2000多人通过投靠亲友等方式分散安置,60顶帐篷对于剩下的2000多人来说远远不够。26日当晚,彝海镇就向冕宁县政府上报了相关情况,第二天一早,县民政局带来了更多的帐篷和救援物资。

  据冕宁县政府新闻办公室官微消息,截至7月1日17时,彝海镇各集中安置点共搭建帐篷395顶,发放折叠床1020张、防潮垫760床、棉被3410床、成人防寒服2100套、生活物资3000份。

  6月30日,新京报记者在原曹古乡乡政府集中安置点看到,这条长约200米的街道上已搭起90多个蓝色帐篷,一个帐篷内住着一户村民。帐篷内有绿色的钢架床,床上是民政部门发放的彩色条纹棉被。

  曹古村村民吉勒尼姑莫就住在这里。6月26日晚,他们一家六口听到村干部的撤离指令后匆匆退到这处避险点,除了身上穿的衣服,什么都没带。27日一早,县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给大家发了口罩,随后,民政部门又发了面包、矿泉水。

  此外,县疾控部门还会使用氯粉水对帐篷内部消毒,每天三次。“这里人员聚集,我们要预防包括新冠肺炎在内的各种传染病。”冕宁县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卢韬说。

6月30日,卢韬在原曹古乡乡政府门前安置点的帐篷内消毒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  补助粮食、疏通河道

  暴雨给民房带来的损毁是肉眼可见的:有的房子少了一面或两面墙;有的房子没了屋顶;有的房子三面墙全毁了,只剩下一扇红色铁门立在路边,铁门旁留有不到半米长的一小截砖墙。

  曹古村村民阿娟家三间主屋的木质房梁全被洪水冲断了,屋顶被掀去大半,后墙也已消失。不少被水冲垮的空心水泥砖,散落在附近的小路上。因为房子被毁,阿娟和家人要在安置点内居住更长时间。

6月30日,阿娟在院子里晾晒衣物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  肖鹏表示,像阿娟家这样的情况,镇上会安排他们投靠亲友或租房居住,等新房修好后再回来。至于房租等相关开支,政府会给予一定补贴。

  7月4日下午,58岁的孙子伍加在家门口洗餐具。她在水管下放了一个不锈钢盆,逐一清洗家中沾满淤泥的不锈钢碗。

  孙子伍加住在曹古村村西、靠近国道的位置,此次暴雨并未对她的房子造成明显损毁。洪水过后,地上的淤泥已经清理干净,只等有关部门对房子进行消毒,之后就能重新入住。

7月4日下午,孙子伍加在家门口清洗餐具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  除了村民民房受到洪水侵袭,此次暴雨还导致曹古村的基本农田被毁,玉米、土豆等作物被水流冲走。7月4日,新京报记者看到曹古河两岸的农田内堆满泥沙、树枝和石头,几乎看不到原本的庄稼。

  肖鹏说,针对农田少收、绝收的情况,彝海镇政府会通过粮食补助的方式帮村民渡过难关——三个月内,每名村民每天可以领到一斤粮食。“后续我们会争取一些农业项目,让被冲毁的农田复耕。”

  与村民安置、农田复耕相比,曹古村眼下最紧急的工作是度过每年7月至9月的汛期。

  为避免暴雨再次来袭、河道堵塞,自6月27日起,曹古河内聚集起数十台各色挖掘机。巨大的机械手臂伸入河中,把混着泥土的石头刨到岸边,堆成一个个石堆。按照抢险方案的计划,曹古河的行洪断面将提升到60米,两边临时的河堤也要垒到2米高。

7月1日,挖掘机在曹古河内疏通河道。新京报记者 李桂 摄

  7月4日,新京报记者看到曹古河改道入村的位置附近,新的河道入口已被石头和泥沙封堵。

  气象信息显示,7月4日至10日,冕宁境内每天都有小到中雨。

  7月4日下午,阿西古吉回到院子里收拾东西时,预报中的雨水如期而至。他从屋子里拿出了雨量监测显示器,直到一个多小时后雨停,降雨量也没有超过10毫米。他抽了一口烟,觉得轻松了不少。

  (文中阿娟为化名)

  新京报记者 李桂 实习生 曹一凡

【编辑:苏亦瑜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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